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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頭不如孔子,手藝不如魯班,為什么還讀墨子?

發布時間:2017-08-24 09:39  來源:匯視網   編輯:肖鷗

名頭不如孔子,手藝不如魯班,為什么還讀墨子?

在中國傳統文化中,諸子百家的思想具有特殊重要的地位。在“諸子”中,對墨子的談論相對較少。在上海社會科學院終身研究員周山看來,墨子是中國歷史上第一位平民階級的偉大導師。墨子倡導的那些平民智慧,在今天的中國仍然具有重要的價值。以下是他在崇明區圖書館的演講。

你知道墨子嗎?恐怕有相當一部分人會搖頭,有些年輕朋友知道他,可能還是通過幾年前一部名叫《墨攻》的電影。在今天,墨子的名頭遠不如孔子、孟子、老子、莊子等來得響亮。但是在2500年前,墨子主張的平民思想,與孔子倡導的儒家思想分庭抗禮,成為當時顯赫的學問,墨翟本人也因此被平民階級尊稱為“墨子”,成為中國歷史上第一位平民階級的偉大導師。今天,我就想和大家談談墨子的平民智慧。

名頭不如孔子,手藝不如魯班,為什么還讀墨子?

“墨家”是怎樣一支隊伍

在2500年前的中國,發生了長時期的持久的戰爭,周王朝建立初期分封的70幾個大大小小的諸侯國,經過數百年的兼并戰爭,數量越來越少,大國強國的規模和力量則越來越大,到了戰國時期,已僅剩齊楚燕趙韓魏秦七國。此時的戰爭規模,動輒幾千輛戰車、幾十萬軍隊。

與此同時,貴族階級的奢華生活,造就了一大批從事服裝服飾業、飲食業、建筑業等方面的工人技術隊伍。戰爭雙方的攻防所需又造就了軍械工業、建筑工業等方面的大量工人技術隊伍。其中,有兩位最負盛名的杰出代表,一位叫公輸般,一位叫墨翟,都是魯國人,都是木匠。在木工技術方面,公輸般可能更勝一籌,所以獲得了“魯班”的稱號。墨翟雖然在手藝上稍遜一籌,但他曾在儒家學館里讀過書,有思想也有責任感。他創建了“墨家”,這是一支人數眾多、充滿活力、影響極大的隊伍,因為有墨翟思想作為旗幟,有從事先進科學技術研究的專業團隊,所以在學術界也享有盛名,與儒家并稱“顯學”。

墨家的理論著作,流傳至今的有53篇,其中大部分是墨翟的講座、談話記錄,如同孔子的《論語》。記錄墨翟思想的這些文章,每篇都有一個標題,內容緊扣主題,系統地展示了墨翟的平民智慧,比《論語》更有系統性和邏輯性。另有六篇文章,出自墨家隊伍中專門從事科技理論和邏輯理論研究的團隊之手,其中被冠名為《墨經》的四篇文章,涉及數學、力學、光學、機械等方面的知識,許多定義性的表述,與現代科學概念很接近,體現了2500年前的先人在科技方面所掌握的最卓越的先進文化。另兩篇名為《大取》、《小取》的文章,展示了古代先人在邏輯思維方面的最高成就。

與現代科學相比,由墨家專業團隊撰寫的六篇“卓越著作”所涉及的自然科學概念和邏輯思想,顯然只能作為學術史的研究對象;但是,墨子倡導的那些平民智慧,仍然具有重要的當代價值。

名頭不如孔子,手藝不如魯班,為什么還讀墨子?

為政之本:尚賢

鑒于戰國初期的政治弊端,墨子主張賢人政治。他說:“國有賢良之士眾,則國家之治厚;賢良之士寡,則國家之治薄。”為政者的首要任務,便是“眾賢”,即招攬賢人。

“眾賢”必先識賢。墨子的擇賢標準是:“厚乎德行,辯乎言談,博乎道術。”三條標準,缺一不可。確定了“賢士”的標準,墨子提出了一個“眾賢之術”:“富之貴之,敬之譽之”。還要遵循一個原則:不辟貧賤,不辟疏,不辟遠。這一原則,可以使那些“雖在農與工肆之人”都有被選擇的機會。這一“眾賢”原則,反映了墨子這位出身平民的知識分子企圖改變社會政治被貴族階級壟斷的一種強烈愿望。

“富之貴之,敬之譽之”的眾賢之術,落到實處,就是“高予之爵,重予之祿,任之以事,斷予之令”。墨翟說:“爵位不高,則民勿敬;蓄祿不厚,則民不信;政令不斷,則民不畏。”授予賢者這三件東西,不是為賞賜其“賢”,而是要他把政事辦好。高官、厚祿、權力,是沖著“欲其事之成”而來。 “賢士”的爵、祿、權之高下多少,最終還要取決于“功”即辦事效果而論定。在這樣的用人原則下,“官無常貴,而民無終賤;有能則舉之,無能則下之”,無論出身貴賤,都有從政的機會;無論職位高低,都有下臺的風險。

墨子又進一步從國家的長治久安角度,闡述“尚賢”為“政之本”的道理。他說:“自貴且智者為政乎,愚且賤者則治;自愚且賤者為政乎,貴且智者則亂。”這就從另一方面表明:一個社會的安定或動亂,反映了這個社會由哪一類人在“為政”。

賢人也有高下之分。根據賢人能力的高下、大小,分為“賢者之治國”、“賢者之長官”、“賢者之治邑”等三個層面。賢人能力最強者,所司職責,便是“早朝晏退,聽獄治政”,其“為政”能力的衡量標準是“國家治而刑法正”。治理一方的行政官員,是賢人能力較強者,所司職責,便是“夜寢夙興、收斂關市山林澤果之利,以實官府”,其“為政”能力的衡量標準是“官府實而財不散”,確保政府的正常財政收入。治理一邑的行政官員屬于賢人能力較小者,職責是“早出莫(暮)入,耕稼樹藝聚菽粟”,其“為政”能力的衡量標準是“菽粟多而民足乎食”。

“尚賢”還要向實在處發展,走向“尚同”。

“尚同”就是崇尚同一。同一什么?同一“義”即思想認識。“同一”不是同一層次上的人與人之間的同一,而是上、下級之間的同一,是“上之所是,亦必是之;上之所非,亦必非之”。與“上”保持同一的前提,就是“上”必須是一個賢者。離開了“尚賢”這個前提,“尚同”便成了盲從。

“上之所是,必皆是之;所非,必皆非之”還不是“尚同”的全部內容。下級官員乃至天下百姓,在是非問題上要與天子保持一致的同時,還有“上有過則規諫之,下有善則傍薦之”的義務。對上級的過失、過錯及時加以進諫規勸,是為了保證上級決策的正確性;查訪發現有善人善舉及時向上級推薦,是為了提高“尚賢用能”的質量,同時也有利于上級對下級“賞善”時的準確性。這里強調了上下之情的通暢。

從“尚賢”到“尚同”,達到天下大治。這就是墨子主張的“為政”之道。

名頭不如孔子,手藝不如魯班,為什么還讀墨子?

消費觀念:節用

工匠出身的背景,決定了墨子的價值觀念崇尚實用,消費觀念崇尚節用。

名頭不如孔子,手藝不如魯班,為什么還讀墨子?

墨子說,古代的“圣王”建筑宮室,有一定的法規:宮室的地基高度,足以避潮濕;宮室的四邊,足以擋風御寒;房室的頂足以御雪霜雨露;宮室內部的墻壁高度,足以區別男女之禮。建造房屋的標準,是便于生活,不是為觀賞。他批評“當今之主”即戰國初期的那些諸侯們建造宮室,“必厚作斂于百姓,暴奪民衣食之財,以為宮室,臺榭曲直之望,青蕉刻鏤之飾”。用老百姓的“衣食之財”,去營造、裝飾豪華宮室以供自己享受,不僅無實用價值,更因為橫征暴斂,引起老百姓的不滿而致反抗,結果是“國貧而民難治”。

墨子還從衣、食、行等三個方面,針對時弊進行了分析。

?衣。衣服的實用性,只有六個字:“適身體,和肌膚。”然而,“當今之主”卻 “以為錦繡文采靡晏之衣,鑄金以為鉤,珠玉以為佩;女工作文采,男工作刻鏤,以為身服”。竭盡錢財、勞力,全都是無用功;做出來的衣服,不是為了身體,而是為了好看。

?食。飲食的目的,“足以增氣充虛,強體適腹而已”。而當時的諸侯們卻從老百姓那里暴斂錢財,“以為美食芻豢蒸炙魚鱉”,大國的諸侯面前陳列美味佳饌數十道,排列長達丈遠,以致冬天因來不及食用而美食凍成了冰,夏天因吃不完而美食腐壞變了質。

?行。制造“舟車”的原則是“全固輕利,以任重致遠,其為用財少,而為利多”。而諸侯們制造舟車,卻在“全固輕利”之外,又“飾車以文采,飾舟以刻鏤”。婦女放棄其紡織本業,去修飾文采;男子離開耕稼本業,去刻鏤舟車,以致人民饑寒。

“節用”,不是有物不消費,而是“去無用之費”。 “節用”可以使國家乃至天下的財富成倍地增長。國家、天下的財富成倍增長的途徑,不是掠奪鄰國的資源,擴張自己的領土,而是在自己的國家中,實行“節用”,即去除一切無用之費。

墨子的“節用”思想,還涉及對周禮的另一重鎮——喪葬禮儀的批評。

一是對“厚葬”的批判。王公大人死后,“棺橔必重,葬埋必厚,衣衾必多,文繡必繁,丘隴必巨”。諸侯死了,不僅把庫府掏空,金玉珠璣堆滿死者周圍,還在墳墓中埋藏車馬以及死者生前喜好的各種鼎鼓器皿、戈劍羽旌齒草等物。更有甚者,還要殺活人隨從于地下。墨翟“細計厚葬”,得出的結論是:厚葬不是葬送死人,而是埋葬活人的財富。

二是對“處喪之法”的批判。按周禮處置喪事之法,悲泣的程度、披麻戴孝的情狀、守孝期間的住處、睡處的標準,乃至飲食的多少、衣服的厚薄,都有明確的規定,其效果,是要活著的親人達到面目憔悴、神志恍惚、手足無力的程度,以為孝,以示仁。“上士”操喪,要求更高:必須別人攙扶,才能站立起來;必須依賴拐杖,才能行走。墨翟認為,如果一個人的精神、體力薄弱到這種程度,王公大人必然不能“早朝”,士大夫必然不能治理政務,農夫必然不能早出晚歸、耕稼樹藝,手工業者必然不能修船造車制作器皿,婦女必然不能早起晚睡紡紗織布。

三是對“久喪”的批判。按周禮,居喪時間有統一規定,如“君死,喪之三年;父母死,喪之三年,妻與后子死者,五皆喪之三年。”依次還有兄弟、伯父、叔父、姑母、舅父等人,各有數月之期。將這些需要居喪的人數加在一起,人的一生之中,為親人居喪的時間之久,實在令人不寒而栗。

墨子明確提出了一套短喪節葬的設想:“棺三寸,足以朽體;衣衾三領,足以復惡”。下葬之時,墳墓深淺適度,墓地僅三尺之廣。“死者既已葬矣,生者必無久哭,而疾而從事。”

墨子提倡“節用”,從實用角度而言,可以為人們的經濟生活帶來直接的好處;從政治角度而言,是一個國家乃至整個“天下”能夠長治久安的根本保證。“節用”看似簡單、平常,實際上是一個很難達到的目標。墨子有這種思想,卻沒有為政一國、為政天下的機會。所以,他的節用思想,只能在墨家影響所及的社會底層,起到一些移風易俗的作用。

戰國畫像磚

現實關懷:兼愛

尚賢、節用,是社會步入安定的必要條件;僅僅這些條件還不足以保證社會的長治久安。于是,墨子又尋找到決定社會治亂的充分條件:“兼愛”。春秋末期、戰國初期,社會越來越動亂的原因究竟是什么?是人與人之間不相愛:“起不相愛”。

兒子愛自己,不愛父親,“故虧父而自利”;弟弟愛自己,不愛兄長,“故虧兄而自利”;大臣愛自己,不愛君王,“故虧君而自利”。推而廣之,從盜賊乃至于諸侯,一切動亂,皆根源于此:“盜愛其室,不愛其異室,竊異室以利其室”;“大夫各愛其家,不愛異家,故亂異家以利其家”;“諸侯各愛其國,不愛異國,故攻異國以利其國”。人與人之間,家族與家族之間,國家與國家之間,都因為只愛己而互相侵害,普天之下,自然也就沒有一塊安定的土地了。

莫子認為,因愛己而利己,因利己而害人,這是社會動亂的根源。為此,他開出了治亂的良方:“兼相愛”。

“兼愛”,愛所有人。墨家有一個著名的命題:“乘馬,不待周乘馬然后為乘馬;愛人,待周愛人然后為愛人。”即便只騎一匹馬,不必騎遍所有的馬,就可以說騎馬了;若要說“愛人”,必須愛所有的人,才可以說 “愛人”。這個“人”,不僅指父母、兄弟等有血緣關系的親人,還包括沒有親緣關系的天下所有人。兼愛,無論親疏遠近,一視同仁。這一種愛,與孔子倡導的“仁愛”有明顯的不同。孔子的“愛人”,是分別親疏遠近的差等之愛,即首先愛父母兄弟,然后一層一層地擴大外延。

墨子認為,如果愛父若愛其身,或愛子若愛其身,也就不會有不慈不孝的事情發生;如果愛臣若愛其身,或愛君若愛其身,也就不會有不仁不忠的事情發生。推而廣之,“視人之室若其室”,誰還會去偷竊?“視人家若其家”,誰還會去作亂?“視人國若其國”,誰還會去侵略別國? “天下之人皆相愛,強不執弱,眾不劫寡,富不侮貧,貴不敖賤,詐不欺愚。”這種和諧安寧的社會,便是墨子所憧憬的理想社會。

“兼相愛”僅僅停留在愛人的層面上是不夠的,“兼相愛”的真正目的是從互愛中獲得好處即“利”。離開了“利”談人與人之間的互愛就沒有什么意義。倡導“兼相愛”,是因為這種愛能給人帶來“利”:兼相愛的結果,必然是“交相利”。用現代人的話說,只有做到“我為人人”,才能獲得“人人為我”的回報。墨子從正反兩個方面闡述了“兼相愛”必然導致“交相利”的理由:“夫愛人者,人必從而愛之;利人者,人必從而利之;惡人者,人必惡之;害人者,人必從而害之。”愛別人,不是為了圖報,但是必然有回報。正如同憎惡人,決不是為了讓別人也憎惡自己,但是必然會導致別人也憎惡自己這一結果。

墨子的 “兼相愛”理論,在當時的學術界引起了普遍的關注,其中,既有人表示懷疑,也有人表示反對。表示懷疑的人認為,人與人之間互相愛護固然是好事,但是真正做到天下人都互相愛護,實在太困難了。墨子認為,難與不難,就看統治者是否提倡“兼相愛”。他舉例說,攻城野戰,為了名譽而犧牲自己的生命,這是天下百姓都感到為難的事,但是只要君王喜歡,民眾還是可以做到的。何況“兼相愛”能互相得利,參加野戰只會犧牲自己而并不能得利。所以 “兼相愛”困難的根源,不是“兼相愛”的理論不對,而是君王并不把“兼愛”之事落實在行動上。天下之人因為君王喜悅而能不惜生命去做不利于己的困難之事,“兼相愛”于己于人都有“利”,如果君王們也都贊成,那么,天下之人都能“兼相愛”又有什么困難?

有人認為,當把精力物力投入到對別人的愛時,必然會妨礙自己親人的利益,妨礙子女對父母盡孝道。墨子認為,事實并非如此。當我做到愛護幫助別人的父母親后,別人也同樣會報答我,幫助愛護我的父母親。我孝敬別人的父母親時,別人也會孝敬我的父母親。他援引《詩經·大雅》中的兩句話:“無言不讎,無德不報”、“投之以桃,報之以李”,證明他倡導的“兼相愛,交相利”,與先人觀念是完全一致的。

當代價值:人應該怎樣活著

自從人類有了思維能力,腦子里就有兩個問題揮之不去:人為什么活著?人應該怎樣活著?第一個問題,無論多么偉大的思想家,都說不出一個明確的答案;第二個問題,人人都有一個明確的答案,每日每時,都按照自己的答案生活著。

尚賢、節用、兼愛,是古代偉大的平民思想家墨子告訴人們應該怎樣活著的答案,也是當下社會最需要的三樣東西。

崇尚賢能的第一個落實處,是人人都應該努力“為賢”。做賢人,不做小人,更不做惡人。在現實社會里,不可能人人都是賢人;但是,人類社會的和諧安寧,一定需要人人都有“為賢”的努力,這是任何一個和諧社會對每一個社會成員應該怎樣活著的要求和期待。崇尚賢能的第二個落實處,是讓賢能之士成為社會的管理者。當前我們所處的社會經濟發展水平已非墨子當時所處時代可比,但崇尚賢能、唯賢是用卻不該被淡忘。2500年前墨子所表達的尚賢智慧,對于當代人應該怎樣活著的人生觀、對于政府選拔干部的途徑、原則,無疑具有重要的借鑒作用:作為個人須加強“為賢”修養,作為組織須把握“用賢”原則。更有現實借鑒意義的是:官無常貴,無能則下。即便官員不腐敗,也同樣面臨淘汰的壓力。漢代以后,各州縣建“鄉賢祠”,首先供奉的是生前有作為的官員,目的也是要求地方官員“為官一任,造福一方”。腐敗的官員必須清除,能力低下不作為的官員也必須淘汰,這是提升干部隊伍的質量和活力的重要保障。

社會發展了,物資豐富了,人應該怎樣生活?是 “富貴不能淫”還是“溫飽思淫欲”?這是君子與小人的分水嶺。中國共產黨一貫倡導勤儉節約,反對鋪張浪費。開國領袖毛澤東,稿酬儲蓄百萬元,然而一套中山裝穿了20多年,床單、內衣、襪子打滿補丁。今天,我們的經濟發展了,一件衣服穿20多年的情況幾乎已看不到了,而且也沒有必要刻意效仿,但是勤儉節約的優良傳統仍然需要弘揚。中央“八項規定”出臺以來,奢侈的公款消費得到了一定程度的遏制,然而鋪張的個人消費某種程度上依然存在。比如,在一些地方,婚宴至今仍沿襲著“三層樓”的做法,即每一桌二十幾道冷盆熱炒加兩湯,盆上疊盆,通常一大半菜吃不完,還要連吃二、三天,每天剩下的菜數量驚人。墨子的節用智慧,應成為我們耳畔的長鳴警鐘。

如何處理人與人之間的關系,是人應該怎樣活著的一個重要方面。現如今,在市場經濟的沖擊下,不少人奉行一切向錢看的理念。大街上,老人摔倒了究竟扶不扶,竟然成了一道難題。墨子的“兼相愛,交相利”智慧,正是改善當下社會人際關系的一貼良藥,為營造一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我為人人,人人為我”的美好社會提供文化傳承的理論根據,也是我們拍著胸脯壯言“人應該這樣活著”的文化自信。

正是上述這些平民倫理價值,成為今天讀墨子的充分理由。

當然,作為戰國初期手工業工人思想家,墨子不可能超越他所處的時代,其平民智慧因而也不可避免地存在明顯的時代和階級的局限性。在等級森嚴的貴族階級統治下,農民與手工業者,即便經過努力成為賢人,也只能是極少數人走上仕途,因而不可能替代貴族成為“國之本”。以實用為原則的節用主張,對貴族階級奢侈的生活方式展開了批判,但是對古代建筑藝術、服飾藝術、音樂繪畫藝術審美價值的輕視甚至否定,難免會使人們豐富多彩的生活黯然失色,莊子就認為,墨子的節用思想有違天下人的愛美之心。理想化的“兼相愛”,付諸實踐何其難,所以莊子要發出“墨子雖獨能任,奈天下何”的感嘆;而且,將“兼相愛”的實現寄托在君王的覺悟身上,恐怕最終也只能成為一種天真的幻想。

名頭不如孔子,手藝不如魯班,為什么還讀墨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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