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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東尼·瑞德18世紀后期至19世紀初期華人貿易與東南亞經濟擴張之概觀

發布時間:2017-08-28 10:23  來源:匯視網   編輯:沐瑤

僅僅三十年前,人們可能依舊將前殖民時代的東南亞看作是一個與更大的世界貿易圈隔絕的自給村落,沒有理會其經濟史:

1870年以后……以前妨礙歐洲人開發內地的各種障礙都被迅速鏟除。于是,幾個世紀以來在經濟生活中抵擋歐洲人的沖擊,以自給農業、家庭手工業和實物交換為主要特征的傳統制度令人吃驚地突然消失了。新景象取而代之:谷物由預付款提供資金,為世界市場種植。

隨著后殖民時代經濟史的式微與東南亞內外學者為超越殖民史學、對其民族歷史自主的強調,有關1870年前東南亞經濟的這一定見繼續因襲。大體上,東南亞資料仍被嘗試從更長時段理解全球經濟的新作所忽視。“真是太不尋常了”,珍尼特·阿布—盧格霍德(Janet Abu-Lughod)言道,“一個長期位居世界航道中樞的地區自身可說的竟然如此之少。”該書例證的類型需要更多的研究,但截至目前卻只有若干的資料。人們也開始有可能去揭示東南亞經濟生活中某些更加廣闊的、與世界其他地方驚人相似的周期節律。

相對而言,1820年前東南亞整體或其各部分的長期指標(long-term indices)鮮見收集。我們目前只有一些人口、船運、出口和進口的時間數列(time series)。最有助于評估東南亞商品經濟周期的便是丁香、胡椒、咖啡、糖等四種重要出口商品四百多年的時間數列。數列顯示,東南亞從這四種長距離出口商品中獲得的收益在1530~1630年間的100年中穩定增長,1650~1670年間出現大幅下滑,至1780年代長期停滯。1780年代以后,東南亞迎來第二個更為強勁、穩定的增長期。第二個增長期差不多長達100年,四種出口商品的年均增長率超過4.5%。但以出口為導向的資本主義變革尚未進行,1870年后的殖民地時代就迎來刻骨銘心的出口增長暴跌;到1890年代,四種商品甚至首次出現1770年代以來的負面影響。18世紀末的轉變值得特別注意。因為歐洲也陷入經濟危機,而歐洲經濟常被認為是當時全球貿易的引擎。東南亞大陸18世紀下半葉(1752~1788)的經濟危機要稍早于歐洲,且如歐洲同時經歷的法國大革命戰爭一般,都明顯通向一個重聚力量、重塑穩定的時代。在危機中建立新王朝的緬甸、暹羅和越南三國主要通過親近繁榮的中國獲益良多,但也從英國全球商貿利潤中分得一杯羹。以上論及的出口(商品)資料主要采自東南亞海島,下文筆者將重點討論東南亞大陸更為重要的商品。

一 華人世紀

在乾隆帝綿長的統治期間(1736~1795),中國人口膨脹、經濟增長,帝國在遭遇近代衰敗之前享受著最后的和平與繁榮。乾隆末年,自1788年同緬甸、暹羅和越南等國建立異常親密的邦交關系后,中國在這些南方鄰國的皇位繼承危機中主導了一系列強有力但不甚成功的調解。1788~1830年,越南、暹羅幾乎每年上京入貢,而朝貢又為擴大貿易提供了大好機會。1820年代早期,約翰·克勞福德(John Crawfurd)注意到,暹羅王廷利用歲貢“每年派遣兩艘大帆船到達廣州……每艘載重量在900~1000噸之間。僅需些微禮物,便可免除稅費。”

中國人口總量在這一時期急速膨脹,從1700年1.5億迅速攀升至1850年約4億。盡管南方稻米新品種引入、兩熟稻種植推廣帶來農業技術進步,但許多地區人口對土地的壓力深重。中國歷史見證了又一次大移民,許多人離開稠密的長江流域,前往南方亟待開發的邊區。在這股移民潮中,1790~1805年間云南人口年增長率超過5%,人口總量從1777年310萬漲至1825年630萬。與此同時,人們經陸路進入緬甸、老撾和越南北部,從廣東、福建泛海至帝國隙地,華人的事業邊界進一步南展。

1717年,康熙帝頒布嚴禁商民船只私自出海的最后一道禁海令:南洋禁海令。1727年,南洋禁海令廢罷,海外帆船貿易合法化并得到鼓勵。但居留海外仍要治罪。1749年巴達維亞富商陳怡老(Chen I-lao)可能是最后一名受罰者。1754年,清廷首次宣布,任何有正當理由的華人均可獲準還鄉,其財產亦受到保護。弛禁令的影響迅速顯現,商人、礦工、種植工、船工、水手與各色冒險者紛紛流向海外。克勞福德估算,單是在其履職的1822年前后,一年就有7千華人涌入暹羅。

18世紀下半葉,華人礦工已在越南北部諸省、西婆羅洲、普吉島、吉蘭丹州和邦加等地聚居。在文萊、柬埔寨及尖竹汶府,華人種植工創建新的胡椒出口工業;類似還有廖內柔佛的檳榔,越南、暹羅的糖等。這些經濟先鋒的生產、貿易大多瞄向中國市場。因此,河仙、西貢、丁加奴、廖內、文萊和蘇祿等港口的帆船貿易巨增。中國之外最大的華人港口是曼谷,它可能在18世紀末取代巴達維亞成為加爾各答與廣州間最繁忙的港口。

越南南部的阮朝和暹羅卻克里王朝尤其擅長利用華人移民拓土增源。約在1700年,來自廣東的冒險家鄚玖建立港口國河仙。河仙最初是柬埔寨的藩屬國,混合了多元族群和文化。自1708年起,它成為內區(Dang Trong)阮主(交趾支那)管下的自治領地。鄚玖之子,第二任統治者鄚天賜招引許多中國文士,并開始效仿中國朝廷禮儀制度。然而河仙依然居住著眾多族群,特別是馬來人和高棉人,日漸增多的廣東移民在河仙則同其在丁加奴州的競爭對手潮州人一樣種植胡椒。到18世紀中葉時,越南南部的華人可能超過3萬。

暹羅對華人移民的有效利用不僅使它從1769年的征緬戰爭中迅速恢復,而且使其新都曼谷前所未有地成為東南亞大陸的經濟中心。1771年,擁有1/2華人血統的鄭信王帶領復興中的暹羅進攻河仙,而后者在大城王朝末期就已成為暹國強大的貿易對手。鄭信王被一支阮主的軍隊趕出河仙。這是南方阮主政權在三十年西山叛亂(1772~1802)前取得的最后戰果。正如櫻井由躬雄等研究所指出的,暹羅灣的華人港口政權的興起得益于1569年大城王朝的首次崩潰,而它“止步于18世紀末出現的兩大強國面前:吞武里及曼谷王朝時期的暹羅,與西山朝及阮朝時期的越南。”

二 邊境礦區的華人

18世紀中國經濟的增長與日本銅、銀供應的減少都有意鼓勵最直接的對外貿易,從而刺激了華南邊境的富礦地區迎來開采高峰。在朝廷有意招募和就業本身的吸引下,大量礦工遷入云南。據報告,到1800年云南一地就有50萬礦工。即便當時人們頭腦中有點中華帝國邊界的概念,卻也無法抑制其對更遠礦藏的渴望。在今緬甸、老撾、越南等國的北部群山中埋藏著與云南相似的銅、鉛、鐵和銀礦。18世紀更大量的華人礦工涌向這些邊界地區,必要時還同當地或該國的當權者訂立合同。最佳案例可能就是緬甸下屬撣邦的包德溫大銀礦,打理它的大都是華人。

在越南黎鄭政權的北部邊境或者說越南北部,尤其是今天的太原省,遺有大量18世紀開采的銅礦和銀礦。盡管1717年鄭氏出臺一道法令,試圖根據礦井規模將每座礦井的華人礦工限制在100、200或300人3種規模之內,但到18世紀中葉僅太原省一省銅礦上的廣東人就超過2萬人。至1760年代,隨著大片耕地在早前的饑荒和重賦下荒蕪,來自農民的稅收甚為微薄,鄭氏國庫一半的收入據說都取自北邊的礦井。礦企控制(通常以公司的形式共掌)日漸困難,在1767年王廷曾試圖將華人礦工逐出越南北部,但徒勞無功。雖然這一難管的邊界地區動蕩不已,但在18世紀整個下半葉,該地兩座最大的銅礦每年各自出產280噸、220噸銅,使其成為亞洲產量最高的銅產區之一。

在更遠的南部,直到18世紀中葉華人礦工系統開采邦加的錫礦之前,馬來半島及其南部群島的錫產量少得可憐。邦加錫礦約在1710年發現,但因使用傳統的東南亞技術,產出極低。這種情況在1750年左右開始改變,其始于一位當地華人從廣東引進簽約華工。這些華工使用高超的沖洗技藝迅速地提高了產量,到1760年代邦加可以每年平均向荷蘭東印度公司出口錫1572噸,這可能超過整個東南亞此前30年的總和。1771~1774年,僅歐洲商船每年就從東南亞轉賣2162噸錫至廣州。假定有同等數量的錫經中國帆船銷往中國或是被印度、東南亞的消費者買走,那么在1770年代,東南亞的錫產量肯定已經超過康沃爾郡,成為世界主要的大錫產地。

恰如在邦加島上發生的那樣,華人采礦逐漸完成馬來半島富錫礦田的技術革新,盡管因缺乏安全最初屢屢受挫。早在18世紀初,華人就已從暹羅王手中租得普吉礦田(Junk Ceylon),熔煉馬來人、泰國人在此開采的錫礦石。野心勃勃的馬來統治者定期引進華人以提高半島其他地方的既有產量。1770年代,佩拉德蘇丹采用一名荷蘭人的建議,仿行良好的邦加經驗,雇傭了華人礦工。雪蘭莪州統治者也在1815年左右亦步亦趨。1828年,據說有1000名左右華人在金河烏(今森美蘭州)勞作,當年一場大屠殺迫使他們大量離去。

19世紀初,馬來當局、華人煉工和馬來人、華人混雜的礦工三方之間展開了一場艱難的合作,著手開發遍地林莽的半島,吸引各種移民前來。據估算,到1835年整個馬來半島的錫年產量為2050噸,1850年左右年產量為3750噸,與邦加大致持平。

18世紀中期,黃金是吸引中國礦工來到馬來半島東部尤其是西婆羅洲的又一商品。自此之后直至19世紀中期,約6萬中國礦工在西婆羅洲卡普阿斯河北部淘金。他們最有名的組織是公司。在這種帶有儀式的兄弟會里,人們依照公認的份額分享資本和勞力。甫一開始,坤甸和三發的蘇丹們邀請華人到河流上游采礦,通過高價賣給工人們大米和其他補給的壟斷生意獲利。但公司逐漸透過結交當地的土著迪雅克人(包括聯姻)、耕作土地及鉆空子走私黃金等活動形成自治。19世紀荷蘭勢力大興,大多數公司都奉行一套間接管理制度與其和平相處,但最強大的西加里曼丹鹿邑(Montrado)蘭芳公司依舊強項,直到1850年代才被收服。

三 農業出口

驅動18世紀全球貿易東拓的原因之一便是英國人對茶的迷戀。大約在18世紀中葉,好茶之風彌漫整個英倫。1727年后,隨著英國人、荷蘭人直航中國港口,大宗商品貿易增多。英國人對東南亞貿易的諸多新興趣都是為滿足其發現廣東暢銷的貿易商品換回茶葉的需要。胡椒、檳榔、棉花和大米等都在茶的貿易上扮演過交換角色。

胡椒曾是16~17世紀將東南亞帶入世界經濟的典型經濟作物,其后卻淪為壟斷體系的受害者,被迫交由英國東印度公司和荷蘭東印度公司獨家售賣。1670年代,東南亞的胡椒出口曾達到每年6500噸的峰值,但仍稍遜于后來的1780年代。扭轉乾坤的便是在后來新興的自由貿易市場中打拼的中國、美國及亞齊企業家們。

18世紀中期,華人開始在荷蘭、英國勢力范圍之外的中心大規模種植胡椒。據說大約在1760~1790年期間,文萊華人在“好年景”所獲的年胡椒產量可達1200噸。1740年代以降,在新加坡以南的廖內群島種植檳榔、胡椒的華人社區增多;而在丁加奴州及馬來半島東部海岸的各港口,也出現同馬來種植工混居的華人小社區。18世紀末,說潮州話的農民著手在暹羅東南角的尖竹汶周邊種植胡椒。19世紀初,尖竹汶和柬埔寨瀕海地域的胡椒產量上升,且完全銷往中國市場。

在那里華人密集人力和高濃度施肥的結合發展出一套比以前東南亞原來胡椒生產更集約的種植方法。但最壯觀的胡椒種植擴張發生在蘇門答臘北部的亞齊西海岸。1780年代末,亞齊種植工和美國買主聯手在此開辟出一片新天地。其胡椒產量自1795年約800噸增至1824年9000噸,約占世界總供應量的1/2。

兒茶(甘密)是從蘇門達灌木(黑兒茶或棕兒茶)樹膠中提取的一種苦澀的刺激物,長久以來都采自野生植物,人們嚼檳榔時偶爾加入一起咀嚼。然而在18世紀,對兒茶的供求暴漲。此種需求最初來自爪哇,當地人人都開始在咀嚼檳榔時加入兒茶。1770年代,爪哇每年進口約700噸這種小塊的貴重樹膠。華人也在18世紀發現,也可能從馬來人那里習知,兒茶對鞣熟皮革非常有用。1730年代后期,廖內掌權者同華商達成協議引進華工,在保證通常收益的基礎上混種兒茶和胡椒。1819年,新加坡甫一開埠,這一產業就已傳入,隨后傳至大陸上與新加坡毗連的柔佛。柔佛財政大部分依賴華人種植兒茶和胡椒的地租。19世紀上半葉,新加坡南部島嶼及柔佛海岸許多茂密的雨林和紅樹林首遭砍伐,開出的土地種植兒茶和胡椒,砍下的木材則用來熬制兒茶。

自13世紀甚至更早,東南亞較干燥的地區就廣種棉花,輸往中國和東南亞其它地區。中文文獻都特別提及,緬甸、越南、呂宋及爪哇是棉花產地。而18世紀中國棉花需求的劇增,引發東南亞所有主要產棉區的生產量及出口量大幅攀升。中國棉花進口的海運增長明顯,從1768年1375噸增至1773年2866噸。但最大的增長點似乎在上緬甸的干旱少雨地區。從那里采購的原棉堆積在實皆(sagaing)市場上,被紡成紗線,賣給來自云南及他處的華商。據估算,到1820年代,陸路商人每年帶走的棉花高達6000多噸。

18世紀國際貿易中另一主要農產品是稻米。它也是在華南的需求刺激下,因人口壓力與貿易限制放開逐漸拓出的一巨大市場。1720~1730年代中國開放貿易的原因之一便是求購暹羅、呂宋稻米。18世紀中葉,海運大米稅收免半的政策鼓勵稻米進口,商船至少運來10000擔(600噸)稻米。暹羅無疑是該政策的最早受益者。而到18世紀下半葉,向華南出口稻米也成為越南南部、呂宋的主要經濟支柱之一。

李塔娜曾指出,18世紀中期,可觀的盈余稻米開始在今西貢附近流通,一華越混融的群體逐漸建立起越南對這一高棉藩屬地區的控制。自暹羅侵緬至1780年,并無跡象顯示暹羅稻米運抵中國。這一缺口恰好為越南南部(和呂宋)的稻米所填補。當1772年西山叛亂切斷從西貢到順化的稻米商路時,湄公河三角洲盈余的稻米轉由海運輸出。這一資源是統一越南、建立阮朝的阮福映的主要經濟優勢。他用出口中國和其它地方的稻米購回武器。稻米本身并不貴重,卻可為利潤更高的奢侈品打開新市場。阮福映曾出口稻米至饑饉的暹羅、華南,借此建立起供銷網絡。1840年前后,新加坡成為西貢稻米的主要銷售區。1855年,西貢對新加坡的稻米出口達到價值30萬西班牙幣的峰值。

不過,最大的單一稻米出口商可能是菲律賓。其中心的呂宋平原是稻米生產最早全商業化的區域之一。因為米商們多避開馬尼拉,轉向呂宋北部不受管控的小碼頭出海興販,政府監管極為不力。盡管如此,1850年菲律賓出口至中國的稻米被認為達到6萬噸,價值超過20萬西班牙幣。職是之故,我們應將先行的暹羅大城王朝與后起獨立的越南、呂宋看作稻米大規模出口的首驅,正是在它們成功的基礎上,湄公河、伊洛瓦底江及湄南河三角洲等地隨后開始殖民開發。

四 船運繁榮

上述出口中國的稻米能迅猛增多,還應歸功于清朝外貿的逐漸開放與船運能力的大幅提高。1820年代早期,據克勞福德的估算,約有140只大帆船從事暹羅與華南諸港之間的貿易,總載重量35000噸,占暹羅出口總量的2/3。這意味著較諸100年前增長了10倍。而在這100年間,階段增長率在3、4倍到20倍之間波動。暹中貿易巨幅上漲的情形大多數出現在曼谷王朝頭40年,新王朝為廣征財賦在開拓中國貿易方面展現出高超的靈活性。

表1是對約翰·克勞福德資料的匯總,揭明新加坡開埠前19世紀早期的帆船貿易模式,涵括自中國航至東南亞各港,暹羅航至中國、東南亞主要地區的貿易狀況。

表1、自暹羅、廣東、福建諸港出發的南海帆船貿易表

目的地

暹羅

廣東

福建

合計

船只數

噸數

船只數

噸數

船只數

噸數

船只數

噸數

越南北部

24

3100

14

2000

38

5100

越南中部

28

4050

20

3750

48

7800

西貢

45

6300

22

3625

7

2875

74

12800

暹羅 *

81

24560

56

2

375

139

35090

廖內——林加

44

6160

1

500

2

1600

47

8260

吉蘭丹州

1

800

1

800

丁加奴州

1

800

1

800

文萊

3

1500

3

1500

三發

2

1000

2

1000

坤甸

3

1500

3

1500

喃吧哇

2

1000

2

1000

馬辰

1

600

1

600

爪哇

4

2000

3

3300

7

5300

望加錫

2

1000

2

1000

安汶島

1

500

1

500

蘇祿

2

1600

2

1600

馬尼拉

4-5

2000

合計

約200**

不詳

146

29030

59-60

20600

375

86650

資料來源:Anthony Reid, “The Unthreatening Alternative: Chinese Shipping in Southeast Asia, 1567-1842”, Review of Indonesian and Malaysian Affairs27(1993): p.27; John Crawfurd, Journal of an Embassy to the Courts of Siam and Cochin China, pp.414-415.

* 克勞福德僅統計自暹羅出發至馬來半島及其南部群島諸港的帆船總數,并未細分至

各港。

** 克勞福德大體估算的自暹羅航至所有港口的華人船運。

克勞福德的資料在一定程度上揭示出,雖然當時仍是一個多元族群混居的水疆,西貢已經執越南對外貿易的龍頭。他注意到曼谷的華人帆船也前往會安、順化,“但目前為止最多到”西貢。中國開往西貢的帆船盡管比開往越南北部的船只數要少,噸數卻多得多。1822年克勞福德到訪西貢時,此地已有3、4千名華人,廣東人興建的廟宇“是我所見過最華麗的建筑”。遺憾的是,他并未像對曼谷的華人帆船那般詳述西貢的華人帆船,關于后者的信息肯定更少些。1820年代,除明命帝派往新加坡和巴達維亞的皇家船隊外,所有西貢的帆船都控制于華人之手。克勞福德倒是提到一艘1822年到訪新加坡的西貢華人大帆船的某些細節。這只帆船載重240噸,比多數華人帆船都要大;它是花費4000個西班牙幣在“真臘河里”建造的;3位船長、32名船員均按英國標準付薪,曾僅用3天就從昆侖島航抵馬來半島海岸。

一份非常實用的、依據馬六甲港務局記錄整理的時間數列正好能定量驗證,克勞福德描述的東南亞海域內華人船運的增長可追溯至18世紀末。1761~1785年間,到達馬六甲港口的船只總數增長了約3倍,從188艘上升至539艘。如以船長的族群劃分,這一時期的兩大贏家是華人(從55名到170名)和馬來人(從54名到242名)。若再以帆船的母港細分華人船長駕下的帆船,就會發現某些港口華人船運的增長速度遠勝馬六甲。以馬六甲為母港的華人帆船到訪次數從1761年30次升為1785年106次,而廖內群島的華人帆船到訪次數從1增至12,蘇門答臘的西阿克(Siak)則從0變成12。在河仙陷入鄭信王之手之前,此地出發的華人帆船也曾航行至馬六甲,1761年2艘,1770年增至5艘。此后,“交趾支那”(可能指西貢)成為中南半島前往的主要港口,據說其發至馬六甲的帆船1775年4艘,1780年3艘。

1819年新加坡開埠后,來訪船只數量迅速超過馬六甲及此前東南亞的所有港口。到1822年,新加坡港口已塞滿100多艘歐洲船與1000多艘亞洲船,大約是1785年馬六甲貿易高峰時的2倍。這一區域接下來的船只增長情況可從表2估出,它包括(東南亞)各地發至新加坡的帆船。

表2 東南亞發至新加坡的大橫帆船(SRV)和亞洲普通帆船(Asian)表

起航點

1829~1830

1835~1836

1841~1842

1847~1848

SRV

Asian

SRV

Asian

SRV

Asian

SRV

Asian

暹羅

12

31

9

23

15

28

21

28

交趾支那

3

49

4

35

1

52

1

162

蘇門答臘

1

276

14

339

10

497

22

445

爪哇

59

62

78

56

110

75

93

55

西里伯斯(蘇拉威西)島

0

61

0

87

0

88

0

76

婆羅洲

0

176

13

193

18

95

45

151

巴厘及其周邊

0

36

0

73

7

123

29

90

廖內

1

346

3

264

3

308

4

314

馬尼拉

14

-

27

-

27

-

16

-

馬尼拉附近群島

-

214

-

160

-

251

-

-

馬來半島東部

-

114

-

70

-

252

10

515

馬來半島西部

205

59

69

57

巨港/馬六甲

92

124

110

68

108

560

151

303

東南亞總數

182

1694

258

1427

299

2398

392

2403

噸數

33576

49277

58564

82989

36282

33183

46792

67726

平均噸數/船數

184

21

191

23

196

20

212

28

數據來源:Wong Lin Ken, “TheTrade of Singapore, 1819-69,” Journal of the Malayan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no.4(1950): pp.278-90.

以新加坡為中心的船運在不到二十年的噸數激增,正體現東南亞商業繁榮的景氣。表格顯示,可能主要指越南南部港口西貢的“交趾支那”是新加坡華人帆船貿易在東南亞最大的合作伙伴(蘇門答臘、廖內群島的小船主要發往馬來群島)。它在這一時期貿易數額增長3倍之多,適與東南亞諸國普遍的貿易擴張相同步。

新加坡與暹羅、柬埔寨及越南(英國人仍稱其為交趾支那)的貿易尤其值得注意。歐洲人固有的成見不公正地認為這些國家都是“幽閉王國”(hermit kingdom)。而事實上,就是在17世紀末,越南的阮氏、鄭氏和暹羅也沒有關停對外貿易,只是大都將外貿全托給華商,因為他們完全有理由懷疑武裝的歐洲艦船對他們圖謀不軌。而以上所述18世紀后期華人商業的擴張使得這些國家更加積極主動地同鄰國交往。特別是吞武里和曼谷兩王朝,他們自1767年(鄭信王)、1782年(拉瑪一世)建立起就各自成功地吸引了華人船運。克勞福德估算,華人在此造船的費用僅需福建的一半,廣東連一半都不到。在曼谷王朝早期親華的環境下,船主也喜歡這個比廣州、廈門還親善可期的商貿政權。曼谷大約在世紀之交躍升為主要的華人集散中心,取代1680~1740年的馬尼拉和巴達維亞,直到1825年左右才為新加坡所替代。依據1820年代早期的觀察,克勞福德宣稱它是繼廣州之后亞洲最大的獨立港。

在大城王朝衰亡之前,暹羅的海外貿易已經輻射至馬六甲海峽的各中轉港。1758~1759年就有10艘暹羅帆船進入巨港,而之前的1750、1752兩年都僅有2艘抵達巴達維亞。暹羅很快就從征緬戰爭中復蘇的證明是1770年代后期,一年就有11艘暹羅船販運魚米至巴達維亞;一兩艘暹羅帆船到訪荷屬馬六甲,運回印度的布匹、鴉片及歐洲商品,如果我們所擁有的1785年的數據是典型的話。1817年,英屬檳榔嶼開始吸引曼谷的華人船商,但新加坡條件更優。1820年代,新加坡已成為暹羅最重要的東南亞港口,自然也是其最具競爭力的對手。往返曼谷與新加坡的帆船尺寸迅速增大。從1829~1830年船均載重127噸上升至1841~1842年252噸。表2其實掩蓋了帆船載重總噸數持續上漲的趨勢。如由暹羅出發帆船的載重總噸數從1829~1830年7500噸漲至1841~1842年12400噸。貿易以暹羅的糖、鹽、大米、紫膠和若干中國商品交換英國和印度的布匹、鴉片及其它商品,其價值同時也大致翻了一倍。

19世紀早期統一越南的阮朝諸帝盡管如克勞福德所言,以“通常或真或假地輕視對外貿易”而知名,但卻對新加坡這一國際港口很感興趣。雖然其出口一直以中國為中心,可1819年新加坡開埠之初最早到訪的帆船中就有前文論及的那條西貢華人帆船。在新加坡,用越南稻米交換鴉片有利可圖。這想必就是1840~1850年代數量大得驚人的百噸左右越人/華人帆船——在新加坡以“拱塔(topes)”聞名——來此所做的主要生意。越南明令禁止鴉片進口,政府一直將其視為走私。但明命帝自從收到1825年他派往新加坡的使團報告后,開始同新加坡進行重要的皇室貿易。然而這位皇帝卻通過禁止越南船只攜帶槍支阻礙私商貿易。“拱塔”船由此成為暹羅灣海盜的主要目標。皇帝自己經營實質的貿易壟斷,出口絲綢、茶葉、犀牛角、糖和大米,進口軍裝布料、子彈用錫、火槍和鴉片。總之,越南與新加坡的貿易增長迅猛,價值從1820年代約15萬西班牙幣升至1840年代晚期約60萬西班牙幣,跟暹羅與新加坡之間的貿易水平相當。

余論:越南及其南部海岸

正如占婆悠久的歷史所彰顯的,就港口和臨近中國與世界各地海上貿易主航道的地利而言,今越南南部海岸特別適合商貿。但另一方面,漫長曲折的“山海之勢”使得該區域很難從陸地實現統一,且極易受到海盜攻擊。可以看出,自從并入越南世界的一部分后,其歷史都長期處在海洋地理遺產與政治控制需要的爭競之中。

18世紀末19世紀初,整個東南亞特別是東南亞大陸主要受益于中國經濟增長,商業發展速度明顯加快。中南半島南部水疆(Water Frontier)不僅是這一時期推動東南亞強勁增長的主要因素,而且為阮朝肇建橫跨整個漫長海岸線的統一政權提供資源。于此如彼,更廣闊的區域視野可以幫助我們更好地理解這一疆界的經濟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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