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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銘:“大城市病”癥結在供給側而非人多

發布時間:2017-08-25 10:15  來源:匯視網   編輯:柳暮雪

經濟日報-中國經濟網北京8月25日訊 在近日舉辦的主題為“大都市圈發展戰略與政策”的博智宏觀論壇第十九次月度例會上,上海交通大學特聘教授陸銘表示,中國急需在核心大城市制定蔓延半徑在50公里左右的都市圈發展戰略,以大體量和快速度的軌道交通形成城市網絡。陸銘中國的“大城市病”病因在供給側,而非人多的問題。

陸銘認為,當前中國經濟的趨勢性增速下滑系源于地區間和城市間的資源錯配,即“人往高處走”和“資源往低處去”。

所謂“人往高處走”,主要是指人為了追求收入和就業,整體來講從中西部往東部走,以及從中小城市向大城市走。但是我們的資源在向內地引導,并且向中小城鎮配備,其中最重要的是政府可控制的資源:建設用地指標的配置以及政府控制的錢(其中主要是轉移支付和企業所獲得的補貼),實際也是在往中小城市和中西部在走。

通過數據分析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離大港口越遠的地方經濟增長越慢,中國經濟增長的活力就在距離大港口500公里以內的地方。同時,通過度量每個城市到中國最大的14個城市的距離和相應的經濟增速發現,離大城市越近經濟增長就越快。

“資源往低處去”。2003年之前中國的中西部省份在全國土地供應份額是下降的,那個時代中國的市場經濟真正是配置資源的決定性力量。由于新增勞動力流動都在向東部集中,更多的人口向東部集中帶來土地的需求。但是2003年之后,中西部土地供應份額持續上升一直到今年。如果是市場成為配置資源決定力量的地方,是不會出現沿海、人口密度高、人均GDP高的人口流入地出現土地供應收緊的現象,這是典型的資源錯配。

中西部地區建大量工業園和新城,而中國現在的新城嚴重過剩,因為大量新城建在人口流出地,而中國人口流入地住房卻供應不足。所以中國房地產市場分化的原因很簡單,就是有需求的地方沒有供給,有供給的地方沒有需求。

再來看“錢”的配置。不管是發債的支數還是發債總額,中國中西部在城投債中所占的份額都在上升。中國的城投債里面有大量是投到建設里面的,又配合了前面提到的工業園建設和新城建設,所以土地的配置和債務的融資兩個事情又結合在一起了。

資源錯配就會導致經濟增長這些重要的指標有相應的變化。2003年到2008年是中國經濟增長率越來越快的時期,卻出現TFP(全要素生產率)增長下滑的現象,只有一個可能性,就是資源錯配和利用效率下降。

當有觀點認為,中國是人口流入地,特別是大城市人的太多了需要控制,要引導資源再配置。真是的情況是這樣嗎?

陸銘說,通過“齊普夫法則”可以簡單推導出兩個推論:第一,一個國家的總人口越多,這個國家第一大城市人口就會越大。所以不要老拿中國和歐洲國家城市比,因為中國城市處在全世界人口最多的國家。第二,越大的國家這個城市的總數會多,所以當城市數增加的時候,會發現這個國家第一大城市人口占總人口的比例會越小。

陸銘表示,基本上研究中國城市規模的人有一個共識,中國城市是大的不夠大,小的不夠小。從2000—2010年,中國實際上隨著時間推移在慢慢的向“齊普夫”法則靠近。雖然說有計劃經濟的力量總是在試圖鼓勵小城市發展和抑制大城市發展,但是市場力量還是更強,它引導中國城市往符合齊普夫法則方向去走。

北京和上海有一種說法說是“沒地了”。 陸銘說,可以對比東京:東京都面積是兩千平方公里左右,相當于上海的1/3,而東京圈的面積有13400平方公里。如果通過都市圈的輻射半徑來比較,以千代田區皇宮為圓心畫一個圓圈,東西方向半徑是50公里,南邊半徑達到70—80公里。放到中國什么概念?如果從天安門廣場往南50公里就到了河北,而中間這些地方是一馬平川的平原,所以這并不是沒有地的問題。

上海還有個非常流行的說法,說上海太大了,其中有個數據是土地開發強度達到45%。這是因為上海的市轄面積小,所以算建成區的比例自然就高。這樣的比例不可比,真正可比的就看都市圈的蔓延半徑,上海市中心蔓延了也就30公里左右。上海的市中心人民廣場到蘇州市中心直線距離只有80公里,而這中間的地方全是平原。上海這么寸土寸金的地方至今還有1/3的地是農業用地。

北京真的缺水嗎?北京今天如果不要農業,就農業這部分的用水,可以讓北京在現有居民人均用水量的標準下增加800萬人。

陸銘認為,城市管理當中有一個很重要的誤解,就是覺得這個城市不需要低技能勞動者。可是這里有個經濟學的問題,就是高技能人口和低技能人口之間有個非常重要的概念叫“技能互補性”。根據美國大城市的經驗,高技能勞動者和低技能勞動者的比例是1:1的。而中國大城市更多吸引高技能勞動者,低技能勞動者則偏少。高技能者的集聚會產生對低技能勞動者的需求,而低技能勞動者恰恰是供給問題。如果制度設計歧視低技能勞動力供給,就會導致勞動成本和服務價格上漲,實際上影響這個城市的生產、生活成本,最終會影響這個城市的競爭力的。與此同時,人還是會沖著收入跑的,你不給他提供公共服務,那么就出現留守兒童的問題了。

陸銘重點分析了大城市的交通問題。他舉例說,東京和歐洲的城市每平方公里的十字路口數量超過100,東京銀座超過200,而上海的浦東和北京城北這個數據只有十幾。這種少十字路口寬馬路的模式會導致什么結果?第一不利于疏解擁堵,當堵車的時候,沒有毛細血管的小馬路分流交通。第二是不利于行走的,只利于開車,這樣的街道沒有街道的活力,北京就是這樣,沒有什么沿街的商業。當沒有沿街商業的時候就帶來第三個結果,就是人的通勤距離會增加。所以第一個制造擁堵的因素是城市規劃。

第二個因素,北京和上海一樣,因為城市在快速擴張,于是出現市中心人口的疏散。西方國家的大城市里實際上也曾經出現過市中心的人口疏散,在一個特定階段里面,因為想住更大的房子寧愿上班距離遠一點。但是在中國還有政策的疊加因素,因為我們在控制市中心的住房供應。從統計數據上可以看到,北京中心城區的人口份額是在下降,但是北京的優質公共資源卻集中在市中心。以重點初中為例,中心三城區占有北京重點初中的72%。一到放寒暑假家長不需要送孩子上學,北京交通就得到了極大的緩解。研究表明,在控制了其他因素以后,假期內的工作日交通指數,比非假期的工作日的交通指數要低20—30%。而且由于擁堵減少以后,對尾氣排放會減少,使得日均可吸入顆粒物PM10的濃度下降20微克每立方米,相當于均值的16%。所以,居住和公共服務的分離是導致交通擁堵和環境污染的原因。

第三個因素,人口疏散加劇了職住分離。上海中心城區人口在減少,大量人口移動到中環、外環以外,直接導致上班距離的增長。而上海的生產性服務業的就業崗位高度集中在市中心。因為隨著現代服務業的發展,就業天然集中在市中心,便于人們之間的見面和交流。這實際是布局的問題,是職住分離的問題。

陸銘及其團隊的研究結果顯示,大量的地塊更新出現在北京的中心城區。至于地塊更新以后土地的用途,有一半中心城區更新以后的地不再當房子住了,這跟北京、上海這樣的區級政府稅收最大化的目標有關。所以北京和上海都出現了中心城區住宅供應相對不足而商業地產相對過剩的現象。如果是市場經濟則應該進行商改住,但是這件事情又是現在禁止的。通過研究分析,受到地塊更新影響的這個人比沒受影響的這個人通勤距離平均增加500多米,占有整個樣本平均通勤距離的7%。也就是說地塊更新就這一件事情導致人的通勤距離增加7%,而且這件事是累計的,每年都在發生。因為要實現控制人口和疏散中心城區人口的目標,于是把政策的目標凌駕于市場的價格所體現出來的需求。而這樣的結果是居民住得越來越遠,那擁堵就會產生。但習慣性的思維最后又把這個問題錯誤地歸結為人太多。

對于城市病的治理還是要通過供給側改革。要改變生產生活方式,經濟發展里服務業比重的提高會使碳排放下降,軌道交通出行比例的上升會使得交通擁堵得以治理。這就是為什么西方發達國家的大城市,在二戰以來人口翻番,甚至三倍增長,并沒有帶來更嚴重的城市病。所以城市病的本質是供應和需求矛盾的問題,調整供應的數量、質量、結構和空間布局,來適應需求端的增長,是可以治理城市病的。

陸銘認為的超大城市為帶動的都市圈和城市群的發展戰略,總結為以下幾點:

第一,在核心大城市制定蔓延半徑在五十公里左右的都市圈發展戰略,以大體量和快速度的軌道交通形成城市網絡。

第二,要以人口城鄉間更為自由的流動來對沖人口紅利總量下降的負面影響,讓人從農村往城市流動,城市勞動力供應便可以持續上漲或至少是上漲一段時間。

第三,土地供應與人口流動方向相一致,住房供應與人口流動帶來的住房需求相一致。

第四,人口城市化和向大城市集中的過程,將釋放巨大的需求,有利于中國經濟啟動消費,調整經濟結構。

第五,在人口城市化的過程當中,可以極大地改善下一代的教育水平和質量,有利于人力資本積累。因為人力資源的投資將是下一階段中國經濟增長非常重要的動力。孩子在城市接受教育,不僅因為在城市里有規模經濟,教育質量比較好,更重要的是這些孩子可以跟父母待在一起,適應未來城市里的生活方式,這是學校學不到的。

第六,在人口持續流入的大城市,特別是中心城區,通過供給側增加公共服務和基礎設施的供給,包括最近講到的租賃房的增加,來緩解住房短缺問題。

市場和政府的作用應該是互補的。對于城市的管理應該更多針對人的行為,而不應該針對特定的身份,比如像開車的限制,廉租房外地人不能享用,外地人孩子不能上學等。這種針對身份的管理是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不符合的。

最后是公共服務均等化,在中國未來的都市圈和大城市群的發展過程中,一定會出現全世界發展的趨勢,低收入階層和高收入階層共同集中在特大城市,這個時候特大城市收入差距會大,所以要通過公共服務均等化縮小人們之間的實際福利差距。目前的做法就是把公共服務作為跟戶籍掛鉤的東西,而所謂吸引人才的戰略里,再把教育作為積分制和戶籍獲取的門檻,這樣做實際把公共服務獲取權力更多給了富人和受過高等教育的人,是擴大了人們之間的差別,而不是在縮小。這樣的做法違背了全世界公共服務提供的基本原則,也不利于中國城市未來的和諧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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